走在梧桐树影斑驳的街道上，突然飘来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，我闻到了上海的味道。
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 这是我们那代人最熟悉的关于面包的名言。在西南山区的兵工厂里，童年的我没有吃过面包，并且也觉得这一辈子都吃不上面包。所以，这句名言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
然而改革开放后，我吃上了面包！我第一次吃的面包，是妈妈从工厂的食堂里买的。面包的样子我不记得了，面包的口味也一般，我只是惊喜地意识到:原来面包真的会有的！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到复旦读书，有机会吃到上海的面包了。我在小卖部买憨实的枕头面包或者白而薄的吐司面包。我学着上海同学，用草莓酱抹面包片，面包片立马添了一层红宝石色，果胶中的草莓粒还泛着亮光。我一口咬下去，面包和草莓酱的美味充盈于口……
80年代中后期，上海的街头巷尾冒出了许多小而美的面包房。它们多是中外合资，推出的是法式或者日式的面包，清一色的现烤现卖。那时，走在梧桐树影斑驳的街道上，突然不知从哪个面包房飘出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，我觉得我闻到了上海的味道。各式面包中，我最爱的是法国棍子面包。简单别致的长条形状，麦子天然的清香，外皮酥脆内里软韧的口感……法棍让我一尝倾心，现在仍然是最爱。
读书期间，我还见识了更多不同的“面包”。它已不单纯是雨果《悲惨世界》中冉·阿让偷走的面包，或者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老葛朗台牢牢控制的面包。面包，已不仅仅是面包——
我在欧美文学史课上接触到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。波德莱尔热衷于把城市的丑恶与人性的阴暗面诉诸笔端，面包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，却不再带有麦香与温热。如散文诗集《巴黎的忧郁》中《点心》一篇，写面包引发的孪生兄弟间的争斗。在作者眼中，当生存成为问题时，血缘不存，童心泯灭，文明也烟消云散，化为面包的碎屑混入地上的沙砾。
我也跟风到著名的3108教室听哲学系青年教师讲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，听《梦的解析》，了解梦的形成原理和象征意义。弗洛伊德把人的梦与梦者潜意识中的性欲望联系起来，认为雪白、光滑的白面包象征着赤裸的人体，一个人梦见面包，表明他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有压抑的欲望。这样的观点，颇让我开了眼界。
我在3108教室还听过关于存在主义的讲座，加缪《西西弗的神话》给我的震撼最大。加缪认为，西西弗是荒谬的英雄，他日复一日滚石上山是对荒谬而无意义的人生的反抗；没有必要消除荒谬，关键是活着；人就像搬运面包屑的蚂蚁，卑微地忙碌，但人要依靠面包和精神来应对荒谬的人生。《西西弗的神话》影响了余华等先锋派作家。余华后来的小说《活着》中反复出现了中国的面包——馒头。
我还在艺术杂志上看到了不同流派艺术家表现的面包。塞尚创作于“黑暗时期”的《面包和鸡蛋》静物画里，压倒性的黑暗中两根法棍显得无力而忧伤。达利的雕塑《思忆中的女人》里，女人头上顶着一个面包。达利说他要用面包来制造“超现实”。据说作品最早展出时，面包乃是实物，结果被毕加索的狗叼走吃掉了！法国纪实摄影大师罗伯特·杜瓦诺拍摄的《毕加索与面包》中，手指面包就像是毕加索的手一样。作品自然、幽默，又夸张、前卫，让人发现现代艺术有时离日常生活并不远。
当然，也不是每一个面包都和什么主义、流派联系在一起的。那时风靡校园的美国乡村歌手唐·威廉姆斯的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》，就一点也不高深莫测。歌曲以面包喻爱人，从“你是我的面包”的直白，唱到“你是我需要的一切”的深情款款，现在听来还是感人至深。
我也吃过饱含情感的面包的。一个周末的傍晚，一位知道我喜欢吃法棍的上海同学，从华山路静安面包房买了法棍，兴冲冲给我送到复旦来。待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宿舍门口时，法棍已经软了凉了。他满脸沮丧地把长条纸袋举起来，法棍已软塌塌地滑落到纸袋的下方，无力而忧伤……
那是一根我怀念至今的法棍。其实，我不只是在怀念一根法棍，而是在怀念面包所承载的生活和情感，怀念我的读书时代和上海岁月，也是在怀念充满好奇地去触碰各种主义、流派的日子，包括在3108教室抢座位听讲座的那些夜晚。
